專題報導

文／江岷欽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食品安全從來不是廚房裡的瑣事，而是民主國家最日常、也最嚴格的信任測驗。人民把油倒進鍋裡，把便當交給學校，把外食交給城市；他們相信的不只是品牌，而是政府沒有睡著、企業沒有說謊、制度沒有把人命當成通關文件。世界衛生組織2026年估計，全球每年約8.66億人因污染食品患病、152萬人死亡，經濟與醫療損失達3100億美元，其中5歲以下兒童承擔29%的健康負擔。食安不是感覺政治，而是公共衛生、經濟成本與國家能力的總帳。 

近期臺灣問題油風波令人不安，不只因為油裡有什麼，更因為政府說了什麼、何時說、說到哪裡為止。目前報導資料顯示，2026年中聯案目前較接近製程污染或污染物超標；苯(a)駢芘屬多環芳香烴，常與高溫製程、燃燒污染或原料處理相關，風險偏向長期暴露，不必然等同於急性中毒，也不能粗暴地等同於2014年餿水油、飼料油、劣質油混充食用油的食品犯罪。

但科學可以分層，信任不能拖延。政府可以依毒理學、暴露量、批次流向與產品型態差異化處置；然而民主治理不是實驗室裡的安靜計算，而是公共空間中的即時說明。資訊揭露若慢於謠言，專家語言若冷於人民焦慮，技術分級便會被社會理解為政治遮掩。食安治理最怕的不是風險存在，而是誠實總在風險遭揭穿後才姍姍來遲。 

2014年的國民黨政府，面對強冠、頂新等油品風暴，採取下架、稽查、移送、重罰與修法。當年事件波及139項產品、逾1000家企業，臺灣食品信譽被一鍋油熬成黑色。馬政府的問題在於平時把關相對鬆散、中央地方互推、事後補破網；政治代價雖不能簡化為食安單因，卻確實成為2014年執政信任崩塌的一部分。

2026年的民進黨政府，處境更顯弔詭。當年民進黨在野時，以「只要一滴問題油，就要預防性下架、全面公開」站上道德高地；如今自己坐上執政席，若面對問題油就轉向技術分級、等待專家會議、逐批說明，難免產生雙標嫌疑。持平而言，2014是惡意摻偽犯罪，2026較像污染超標，不能同罪同罰；但公共信任不只看科學分類，也看執政者是否仍願意用在野時要求別人的標準要求自己。

這就是民主政治最刺眼的油煙：在野時，食安是最高道德；執政後，食安變成標準程序。在野時，透明是即時正義；執政後，透明變成等待會議。在野時，預防性下架是良心；執政後，預防性下架忽然需要技術備註。政黨可以輪替，食安標準不能輪替；否則民主只剩選票更換招牌，餐桌仍由官僚與廠商共同外包。

更深刻的問題是，食安標準一旦被外交與貿易任務徵召，專業就容易披上政治制服，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爭議即是案例。《路透社》報導，蔡英文政府2020年放寬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被視為有助臺美自由貿易安排；但萊克多巴胺在歐盟與中國大陸遭禁，臺灣社會因而分裂。問題不在於美豬必然有害，而在政府是否把風險評估、殘留標準、標示制度、邊境查驗與弱勢族群暴露風險講清楚。政治可以談判，食安不該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 

先進國家的啟示並不玄奧。美國FDA的食品追溯規則強調關鍵資料元素與關鍵追蹤事件；歐盟的食品與飼料快速預警系統 (RASFF) 建立即時快速警報；日本推動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HACCP) 制度化；新加坡食品局則整合進出口、製造、檢驗、召回與公眾教育。這些國家的食安不是不會出事，而是努力讓事件不會變成制度失語。

事實上，臺灣也不是沒有法律。《食安法》明定風險評估、預防原則、資訊透明、主動查驗、自主管理與追溯追蹤。問題是法律常像一位穿禮服的消防員：儀容端正，抵達太慢。現代供應鏈以小時計算，行政流程卻以會議、公文與新聞稿計算；風險已跨縣市旅行，政府還在整理跨部會說詞。

當然，企業也不能永遠躲在「供應商問題」後面。賺錢時自稱龍頭，出事時縮成受害者，這不是公司治理，是變色龍治理。品牌溢價意味著穿透式責任：供應商審查、批次留樣、進料檢驗、召回演練與董事會風險治理，都不該只是永續報告書上的香水。 終究，消費者必須擁有食安主權：知道來源、查得到批號、看得懂標示、退得了貨、追得了責。沒有資訊透明，選擇自由只是市場童話；沒有追責機制，消費者權益只是客服專線裡的背景音樂。成熟社會的餐桌，不該靠運氣乾淨，而應靠制度可靠。否則，人民吞下的不只是問題油，而是一整套被稀釋、摻雜、標示不實的民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