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文：Jeon Yoon-mi

中國近年持續擴大出口規模，其強勁的製造業競爭力正對全球產業版圖帶來深刻衝擊。分析指出，中國出口攻勢背後至少存在三項結構性因素，包括內需市場持續疲弱、人民幣相對歐元可能被低估高達30%，以及中國政府針對德國核心產業所推動的積極產業政策。

美國對中國加徵高額關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國對美出口，卻也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原本應由美國承受的「中國衝擊」(China Shock)，正逐漸轉移至其他貿易夥伴身上。

EC21 R&C研究員Ahn Hee-jung日前在中國專家論壇(CSF)發表有關「中國衝擊2.0」的分析報告，首先回顧了「中國衝擊」一詞的起源。

所謂「中國衝擊」，是指中國出口急速擴張，進而削弱甚至衝擊其他國家製造業基礎的現象。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大量低價中國製造產品迅速席捲全球市場，美國許多製造業城市因此面臨失業增加與產業空洞化問題。這段時期一般被稱為「第一次中國衝擊」(China Shock 1.0)。外界普遍認為，美國勞工階層當年累積的不滿情緒，後來成為保護主義與對中強硬政策的重要社會基礎。

若單從數據觀察，目前自2018年延續至今的「第二次中國衝擊」(China Shock 2.0)，規模似乎不如第一次。第一次中國衝擊期間，中國經常帳順差占GDP比重增加約8個百分點，出口量更成長4倍；而第二次中國衝擊期間，相關數據分別僅增加約3.5個百分點及50%。

然而，安研究員指出，若考慮中國經濟規模已較當年大幅成長，以全球GDP占比來衡量，兩次衝擊的實際影響力其實相當接近，而中國出口總量增加的絕對規模差距也沒有表面數字顯示的那麼大。

更值得關注的是，第二次中國衝擊的性質已與過去明顯不同。

第一次中國衝擊期間，歐美國家對中國低價消費品搶占市場雖有疑慮，但整體仍相對容忍。然而如今中國企業已逐步將競爭範圍擴大至汽車、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直接挑戰先進國家的核心製造能力，使各國危機感大幅升高。

另一方面，中國進口需求並未同步成長，甚至呈現停滯狀態。這意味著各國不僅必須面對中國產品帶來的市場競爭壓力，同時也失去了更多對中國出口的成長機會，形成雙重擠壓。

在此背景下，美國祭出的高關稅政策雖有效降低中國對美出口比重，但並未真正削弱中國整體出口能力。研究指出，中國出口結構中，美國市場占比下降的幅度甚至達到第一次中國衝擊時期的三倍左右。

原因在於，原本銷往美國的中國商品並未消失，而是轉向歐洲、東南亞等其他市場尋找出口管道。換言之，美國透過關稅築起貿易壁壘後，並未消除中國出口帶來的競爭壓力，而是將這股壓力轉嫁給其他貿易夥伴。

其中，歐洲受到的衝擊尤為明顯，而德國更被視為「第二次中國衝擊」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由於德國經濟高度依賴汽車、精密機械等製造業，而這些領域正好與中國產業升級方向高度重疊，因此雙方競爭日益激烈。

與德國等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2025年創下歷史新高的1.2兆美元貿易順差，顯示其出口導向模式仍在持續強化。

歐洲改革中心(CER)警告，德國若持續放任當前局勢發展，無異於默許本國產業空洞化。CER認為，德國應與法國攜手，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七大工業國集團(G7)等多邊平台上，對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及其單向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提出更強硬的質疑與挑戰。

然而，德國同時面臨兩難。一方面擔心遭遇中國報復性措施，另一方面又高度依賴中國市場與供應鏈，使其難以採取過於激進的政策回應。

「雁行模式」失靈 東南亞產業升級受阻

長期以來，東南亞各國的產業發展策略建立在所謂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Model)」之上。這項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的理論認為，當先進國家薪資上升後，勞力密集產業將逐步轉移至薪資較低的後進國家，而後進國家則能藉此逐步完成產業升級。

過去，日本之後的韓國與台灣，正是沿著這條路徑實現工業化與產業轉型。因此，東南亞國家原本也期待在中國工資上升後承接相關產業轉移。

然而，與歷史經驗不同的是，中國即使在人力成本上升後，仍維持了極高的勞力密集製造業市占率，使得這條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產業轉移路徑受到阻礙。

分析指出，中國之所以能同時掌握從低階製造到高科技產業的完整價值鏈，很大程度上來自其龐大且高度不均衡的經濟結構。

中國排名前四的大城市，總人口約8,400萬人，人均GDP已超越日本；但排名後四位的省份，人口總數約達1.4億人，其所得水準卻接近越南。

換言之，中國實際上同時擁有多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這種特殊結構使其既能維持低成本製造優勢，也能在高端技術產業保持競爭力。

東南亞兩端受壓 低階與高階產業同步遭衝擊

在此情況下，東南亞國家正同時承受低附加價值與高附加價值產業的雙重壓力。

以低階製造業為例，馬來西亞MPI Polyester Industries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即便馬來西亞政府已對部分中國產品祭出反傾銷關稅，該公司仍無法抵擋中國低價產品競爭，最終於今年1月結束經營長達30年的塑膠事業。

印尼情況同樣嚴峻。市場估計，2022年至2025年間，受到中國紡織與成衣產品大量湧入影響，印尼相關產業已流失約25萬個工作機會。

另一方面，在高科技產業領域，中國對東南亞市場的影響力也正快速擴大。2025年，中國對東協出口的電動車、電池及太陽能產品金額較前一年增加超過50%，總規模達220億美元。

這代表中國不僅在傳統製造業維持優勢，更開始搶占東南亞國家原本寄望發展的高科技產業空間。

從產品輸出走向技術輸出

目前東南亞各國正陷入一種特殊的「雙重依賴」。

一方面，它們高度依賴中國供應的中間財與原材料；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中國成品大量湧入本地市場的競爭壓力。

例如，越南超過一半的工業原料來自中國，柬埔寨成衣產業所需原料約六成仰賴中國供應。為維持對歐美市場的出口競爭力，這些國家短期內也難以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透過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的快速發展，即使在傳統勞力密集產業中，也能維持成本競爭優勢，進一步削弱東南亞國家原有的低工資優勢。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指出，中國企業近年正加速在東南亞各地投資資料中心與數位基礎建設，其輸出的已不只是產品本身，而是整套技術體系與產業生態系。

ASPI警告，隨著東南亞對中國技術與數位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對區域經濟的長期影響力與主導能力也可能進一步深化。對東南亞而言，未來最大的挑戰或許已不只是如何應對中國商品，而是如何在中國主導的產業鏈與技術體系中維持自身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