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明諭 律師
看了台大法律系顏厥安教授七月25日對大罷免的看法，稱大罷免是否相當德國基本法第十八條所稱的「基本權濫用」?而該條文正是對威瑪共和失敗的反省與警覺，也列為「防衛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體制的一環。
明諭並沒有政治立場，只是嘗試著從學理上瞭解顏教授的角度，淺談一個可能讓人坐立不安的主題—「大罷免是否可能構成基本權的濫用？」
我們常說，民主制度的優點在於它容許異議(dissent)與更替；它不相信永遠正確的政府，也不接受一成不變的權力配置。在這套制度中，罷免是人民最後的否決機制，是政治責任的「保險絲」。然而，如果罷免成為動輒使用的武器，或是有意識地癱瘓制度、掏空選舉正當性，我們是否也該開始問：這還是民主的一部分嗎？還是民主被挾持的徵兆？
這個問題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歷史曾經血淋淋地發生過的。
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20世紀初的德國威瑪共和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民主憲政體制之一，但也正是那套體制，讓希特勒能夠合法掌權，然後用一紙授權法摧毀了整個民主秩序。那時，納粹黨正是利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議會制度這些民主的機制，推翻了民主本身。
戰後的德國痛定思痛，在基本法第18條中納入一句關鍵規定：「任何人若濫用基本權以破壞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者，得被褫奪其權利。」這不只是對納粹的反省，更是一個文明的呼聲：自由，必須有界限；否則它會走向自我毀滅。
今天，我們再次面對這樣的張力：當一場又一場罷免，可能出現組織化、工具化、政治清算化的傾向時，我們該如何分辨這是民主的活力，還是體制的自殘？
這正是「防衛性民主」要解決的難題，也將是我今天討論的核心。
我們常常說，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意指歷史事件不會一模一樣地發生，但其模式、動機、錯誤或結局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防衛性民主」的構想，正是對歷史押韻的警覺與抵抗。
1919年，德國成立威瑪共和，是當時少數全面承認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普選制度與司法獨立的新民主國家。然而，它也極為脆弱。
納粹黨就是在這樣的制度下，合法競選、合法組黨、合法進入議會，最後合法解體整個體制。他們掌握人群，控制媒體，用自由的言論鼓吹仇恨與排他，用多數的投票摧毀少數的保障，用程序正義行使實質邪惡。
一個極為關鍵的轉折是1933年3月的授權法（Ermächtigungsgesetz），它賦予希特勒不經國會立法、即可自行頒布法律的權力。這一切的起點，並不是政變，而是民意與合法性。
這正是「民主自殺（self-defeating democracy）」的極致版本。
因此，戰後的西德在制定基本法時，刻意留下多道制度安全閥：
1.禁止違憲政黨參與政治（第21條）。
2.限制濫用基本權的權利人（第18條）。
3.限制總統權力、強化法院制衡國會無法任意解散。
4.任命程序中增設「信任投票」等機制。
這些就是「防衛性民主」的要件，不僅防外敵，更防內部政爭中出現的體制掏空。
換言之，制度的脆弱，往往不在於外敵來犯，而在於自由被濫用、制度被工具化。
這個歷史教訓，至今仍值得所有民主國家記取。
我們現在回到德國基本法第18條，它規定：
「任何人若濫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通信保密、財產權或避難權，以圖破壞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者，將可被褫奪其基本權利。」
這一條的設計，是要提醒國家與社會：基本權不是無限的；民主自由必須有最低的自我防衛能力。
防衛性民主的核心邏輯是：
「自由民主制度可以容忍不同的意見，但不能容忍要摧毀這個制度本身的運動。」
因此，這不是要限縮人民的基本權，而是設立一條底線：當自由本身遭到以自由為名的攻擊時，國家必須能行使自衛權。
實務上，基本法第18條由聯邦憲法法院專屬裁定，非任何政府或警察機關可隨意引用。這樣設計的好處是：防止執政者濫權、以「防衛民主」為名壓制反對聲音，同時保留真正面對體制顛覆時的應對工具。
事實上，德國憲法法院非常慎用第18條。過去幾十年僅有極少案例被適用，象徵性大於懲罰性。這反映一個信念：自由的社會不輕易扣上「敵人」的帽子，但也不天真地敞開大門等著崩解。
那麼，這些概念與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大罷免」有什麼關聯呢？
在現代民主制度中，罷免制度是一種補充性監督機制。它允許選民在候選人當選後，因重大失德或民意翻轉，在選期中間重新表達不信任。
但這個機制若被濫用，也可能產生下列問題：
罷免無限擴張，選舉結果被反覆挑戰，政治報復性罷免蔓延，變成政黨角力場，投票率極低，極少數人就能否決多數意志，民主程序工具化，反而導致人民冷感與信任流失。
以台灣為例，我們可以觀察：
2020年後，罷免案快速增加，包括黃捷、陳柏惟等皆成焦點。
一些罷免案的發動理由並非重大失職，而是政黨間策略性操作。
結果造成選民疲乏，參與率低落，制度疲憊。而反參2025年726罷免案全數未通過，也意味民主社會的選民以穩定、克制與制度成熟的態度，積極地對過度動員說『不』，也讓罷免這把利劍不再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再看美國，2020年川普總統落敗後，拒絕承認敗選，數次試圖以政治動員與法律訴訟推翻結果，並鼓勵「停止竊選」（Stop the Steal）運動。這種情況下，民主制度雖表面運作正常，卻遭遇極端內部侵蝕，最終導致國會山莊暴力衝突。
這些案例提醒我們：當民主制度變成可以被反覆挑戰、沒有邊界的戰場時，體制就會迅速崩壞。
因此，「防衛性民主」的價值在於：不是去禁止反對意見，而是設下最低限度的自我保護原則。罷免當然可以存在，但應有：
清楚的法律門檻（如合理連署數）;審慎的正當理由（非報復性政治動員）;保障被罷免者的程序參與與辯解空間;選舉管理機關的中立與責任;罷免是民主的工具，不該變成摧毀制度的炸藥。
我們今日談「大罷免」的界限，不是要壓制民主活力，而是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我們要的民主，是一場永無休止的否定與清算？還是一個能容納多元、穩定運作的制度？」
民主不是所有意見都等價，不是所有行動都合法；民主有核心價值，也有保衛機制。當制度性的不信任蔓延，當政治參與被簡化為罷免與報復，當民意轉變為武器而非協商的起點，我們離崩解就不遠了。
德國的防衛性民主經驗告訴我們：自由的社會，不能只靠自由本身來維護，它必須懂得防守；民主不是放任，而是有界限的寬容。
台灣是亞洲少數實現高度自由選舉與政治問責的國家，我們不該因為制度的疲憊就否定它，而應當思考：如何在保障自由與防止濫權之間，劃出一條理性而堅定的界線？
在民主要件下，掌握群眾情緒與掌握選票是兩回事，2025年726大罷免沒有誰是贏家，願我們每一次對體制的不滿，都成為改進它的力量；每一次對權力的質疑，都成為民主更加成熟的催化劑，而不是摧毀它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