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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人類生活透過科技維繫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在萬物互聯的自動化時代，5G頻譜目前是各國政府發展的主要項目，隨著5G、6G或者是低軌衛星最新通訊技術的演進，國際上的競賽更是激烈。

文．蕭衡鍾

行動通訊的演進從第一代的類比式的AMPS（Advanced Mobile Phone System）、第二代數位化的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第三代整合語音與數據服務的UMTS（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至現今第四代的LTE（LongTerm Evolution），通訊系統不過短短數十年，卻為生活帶來極大變化，人類通訊由一開始只能語音通話，逐漸擴增功能到簡訊的收送，到3G時代可開始上網和視訊服務，4G時代則提供更快的數據傳輸與各種商業影音服務，未來的5G以上布建速度更優於4G並追求低延遲特性，完全可以實施跨界智慧網絡相互聯結。

5G融合應用與國家發展

「萬物互聯」（Internet of Everything，IoE）是比物聯網更進階的概念，它是結合了人、事物、數據與流程，將訊息的產出轉換為更有價值行動，使個人、企業與國家能創造新的機會。工業技術研究院《5G應用發展趨勢》文章中列舉了幾個5G融合應用的範例，譬如日本NTT DoCoMo在二○二○年開台即提供臉部辨識、遠程醫療；韓國電信營運商KT Corporation與HD現代重工業集團簽署備忘錄，打造智慧工廠，以遠端作故障檢測和監控；德國漢莎技術公司（Lufthansa Technik）與Vodafone Business合作在航空基地測試應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於遠端監測的應用。

從這些企業的發展趨勢看起來，5G傳輸技術在人類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前的生活應用依預測應扮演了極重份量的角色，對國家發展而言，更是缺不了5G的參與。以國家角度而言，可從國防、經濟與政治三個層面作探討。首先，在國防層次上，為減少軍隊不必要傷亡，有效保存軍事戰力，運用科技從事偵查、破壞及精準打擊是未來趨勢，尤其人工智慧、通訊技術與軍用無人機的結合能自遠端連線控制，指揮者核心指令能被貫徹下達；其次，在經濟層次上，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雲端通訊應用的串聯會改變既有商業模式，企業利潤有賴商業模式的創新，而在提升企業利潤的同時亦能推動國家經濟成長；最後，在政治層次上，國家有效的治理仰賴數據的精確和即時傳輸，例如，智慧農業能避免天災所導致的穀賤傷農，智慧醫療得以讓偏鄉居民獲得無偏差的醫療服務水準。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創始人兼執行長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提出數位與實體的技術融合將為世界帶來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可知，人類歷史發展至今，目前重要工業革命可估略分為四次，第一次是蒸汽機工業化，第二次是能源(石油、電力)帶動的大量生產線製造，第三次是有關電腦與自動化設備的資訊革命，第四次則是虛實整合系統。

這一次的工業革命重點劃在不同創新成果的整合，將個人生活所需的資訊系統統整，達成智慧化生活，而這樣的智慧化生活極度仰賴高傳輸、低延遲、低成本的通訊技術作為各項數據運算的媒介，意即通訊技術是人類未來數十年智慧化需仰賴的關鍵要素，掌握5G通訊的核心技術等同掌握權力。

科技發展與國家安全

以華為為例，美國對華為的大規模制裁，究其原因在於華為5G專利技術的領先可能影響美國資訊領域的制定權。長久以來，美國自科技研發與軍事武力的強大塑造出本身的強權，並有效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然而當這一份強權即將被他國取代危及既有權力時，基於捍衛國家生存利益，潛在威脅便值得進行消滅，那麼，國家安全的界線就有必要清楚地描繪。

從人類發展歷史觀察，電力機械的使用毋需依賴人工便可以大量生產，無線電通訊的發明讓彼端的兩方可以在重要事情上無時差的對談，網路的出現讓資料訊息可以迅速地傳播，科技在近代佔據了重要的角色。

而自漁獵社會進展至農耕社會，區域劃分所有權的作為具象化體現於領土這一項國家要素上，西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更進一步確立出疆域與國家主權的概念，主權範圍內，其他國家不得干涉內政，國家與國家之間有著各自的安全領域。

翻閱過往世界歷史，安全領域的劃分並無遵循一定規則，常見的是以地理區域或以民族文化劃分歸屬，換句而言，各國疆域並無嚴格限定，往往是鄰近國家討價還價的妥協，又或許應該說是大國默許的結果。隨著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終結，為取得休養生息的空間，全球多數國家彷彿有共識一般，以相較比較和平方式增強國家能力，減少以武力取得國家的壯大，而這種和平方式建立的安全具體展現在科技與經濟領域的競逐，全球化的環境更是助長和平安全的存在。

因此，當代國家安全重要結構的因素在於科技與經濟實力，環顧「國家安全」一詞，它是綜合性的抽象概念，傳統國家安全觀念常侷限於政治與軍事安全，在八十年代以降在積極全球化行動的帶動下，國際交流的多元性質變了國家安全的範圍，進一步含括經濟、能源、環境等議題，因為國與國之間的交流頻繁，這些議題相關風險又往往呈現出跨區域的流動，從國際性組織的成立，如世界銀行、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無一不是彰顯全球性組織在協助處裡跨國事務，也代表一個國家的安全危機可能是受到他國的非傳統定義的風險所導致。

全球化是周期性變動  掌握關鍵技術能先發於人

進入全球化後，學術界並未有統一共識，但是依照跨域往來活動頻繁程度觀察，全球化可以大致分為幾個時期，且是階段性進行的，從初始、高峰直至衰退，每一階段均深度影響主權國家的政策，只是傳統國家安全爭議在經濟活絡影響下較為人所忽略。

因此，全球化是朝向周期性變動，在每一高峰期過後會因為各種反全球化因素下行，一段時間後又會因需求上揚，自一九八○年代起，因應網路科技與資通訊技術的突破，金融、貿易、文化與生產的交流成本遽降，加上交流制度的創建，使得各國相互形成全球性網絡，以新型態方式彼此交流，共享經濟繁榮。

二十世紀至今，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活動是由歐美國家主導制度的運行，主流強權國家透過制度的制定與交易，不斷累積國家資本，換取國內企業團體及人民的政治支持。可惜的是，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在二十一世紀透過全球化開始顯現，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與分配不平等，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出現對立，加上西方文化自我優越，無視文化差異性，種族衝突成為各國消弭不了的遺患。

各國對經濟成長的追求，助長非必須的消費行為，破壞了生態並造成疾病擴散，壓縮部分國民生存空間。而國民是國家存在的基礎，是政權維穩的必要因素之一，執政者若無視國民生存風險，必會引起執政危機。在全球化未盛行時代，其生存風險係數並不高，而此時因為科技進步引領全球化達到高峰，將更進一步推升了弱勢國民生存風險係數。然而，縱使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全球化會危及弱勢國民的生存空間，不過這樣的危險似乎不具有立即的急迫性，反而就目前對國家安全而言是利大於弊的，因為國家掌控了尖端科技，可以用來改善國民生存環境，避免國家遭受不必要武力侵擾，增強國與國之間的談判籌碼，掌握先發於人的優勢。

可以說，工業革命起源於十七世紀的歐洲，重視科學研究與應用的歐洲促進科技一日千里，惟世界第二次大戰亦阻擋歐洲科技領先的腳步，取而代之的是結束世界大戰的美國，以源於歐洲的人才、技術在後大戰時代開花結果。美國所掌握的領先技術，在二十一世紀卻遭逢瓶頸，因為在無政府狀態，各國為延續生存或取得優勢，必定透過學習、模仿以求政治、經濟與科技各方面的進步，在既定制度下極力擴張國家實力。

科技發展讓國際的競賽愈發激烈

而任何產品都有其生命周期，在周期末端，無非是被捨棄或是結合其他方式以另種樣貌存活；相同的，技術的發展也有其生命周期，顯而易見的，現行科技是在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在未有突破的奇異點前，通訊技術與晶片即成為決勝關鍵。

人類生活透過科技維繫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未來在萬物互聯的自動化時代，科技是維繫生活品質的重點，5G頻譜目前是各國政府發展的主要項目，隨著5G、6G或者是低軌衛星最新通訊技術的演進，國際上的競賽更是激烈。相同的，國家安全本質在於資源的充足及先進技術的領先，而恰巧，連接終端機械設備的通訊技術極其關鍵，在全球化資訊共享時期，關鍵技術的領先僅是商業範疇的成功；在強調民族主義反全球化的維權時期，關鍵技術的掌握便是國家安全的隱憂。

華為成為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的表徵對象，其一便是其掌握的關鍵技術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或者說是危害及世界主導者的權利；其二，華為策略發展領域涉及電子資訊鏈的中游與下游，目標代表性充分，使華為成為美國政府在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宣戰與技術競爭中的首要對象。